面部皱纹无法祛除？那是你没选对方法！
相关违法行为轻微或者主动消除、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不予归集。
在立法上，类似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一样规定大量个人法益的立法文本，在行政处罚中其实并不多见，我国行政处罚性法律规范主要是为了维护公共秩序。所谓第三人所有物，是指未参与违法活动的第三人所有的财物，如实施违法活动的租借车辆等。
实践中，其主要通过如下两项原则实现： 第一，平等原则。实践中，最为典型的实例就是行政没收。预防论的另一个致命缺陷，就是为惩罚无辜者提供了辩解，[75]允许惩罚无辜[76]。[35][日]藤木英雄：《刑法上的学派对立：旧派和新派、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郭布、罗润麒译，《环球法律评论》1980年第1期。并且，从法律效果上来看，行政处罚在现有的行政制裁体系中侵益性最强，从权力控制的角度而言，也没有必要过多地以行政处罚权去达成警示和威吓的目的。
近年来，在环境法上，这一问题十分凸显。又如，对于状态责任的创设，原则上也只能通过法律形式，司法和行政没有权力打破报应论下的行为责任体系，现阶段广泛采用的由第三人承担违章建筑处罚责任的做法，[91]并不妥当，急需从《行政处罚法》出具正当性依据。立法者履行保护义务的方式远不局限于对第三人自由的直接限制。
[19]依上述观点，若法律未对公民的名誉权提供保护，第三人的侮辱和诽谤行为并不违法，则第三人对公民名誉权的侵害应当归责至国家，即等同于国家主动侵害公民名誉权。例如，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比例原则旨在确保立法者对A的限制不过度，这是对A行使自由的必要尊重。依据国家标准说，衡量期待可能性应以国家和法律秩序为标准。
当行为人相对于被保护人处于某种明显优势的地位时，如行为人处于垄断地位，被保护人处于危困状态或者契约双方在信息方面处于明显不对等地位，被保护人往往很难回避侵害，此时立法者应当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干预，避免契约达成的表面上的利益平衡掩盖实质上的利益不平衡。如果基于被保护人的视角来判断，对于未出生或已死亡的基本权利主体而言，期待可能性将无法发挥应有作用。
魏迪：《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以德、中两国为审视对象》，《当代法学》2007年第4期，第104页以下。既然第三人的自由在此不受任何一项基本权利的保护，立法者根本无需顾及对这一自由的限制强度，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也不必要求立法者从相同限制强度的保护手段中进行选择，除了财政成本等因素，立法者此时仅需要考量保护强度。[25]类似的尝试，参见前引[23]，Aubel书，第280页。第二，除了防御权功能，基本权利还具有保护义务等若干功能，但一般认为，防御权是基本权利的首要功能。
除上述考量因素，判断期待可能性是否还应考量对立法益？例如，在保护胎儿生命权时，判断期待可能性是否应同时考量父母自主决定权所蕴含的法益？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当父母自主决定权所蕴含的宪法价值不高时，就应提高期待可能性的门槛，即仅当立法者提供了较高强度的保护方案时，才可认定达到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要求，反之则应降低对保护方案的要求。对保护方案进行预测和设计的复杂性，也能反映出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与比例原则的本质区别，即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宜对立法者提出较高和较为具体的要求。当不存在基本权利冲突时，立法者履行对某一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通常不会构成对其他基本权利的限制。（4）狭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二）被保护人的期待可能性 明确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仅对立法者提出最低保护要求后，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具体个案中如何确定宪法所容许的最低限度。正基于此，防御权功能并不考量国家的侵害行为对基本权利主体而言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有可回避性，也不考量基本权利主体自我保护的可能性，保护义务功能却不同。
[18]参见前引[7]，陈征文，第150页。立法者采取的保护方案不得超出比例原则的限制上限，否则将与第三人的防御权产生冲突，而最低保护要求仅意味着在达到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保护下限的前提下，立法者采取的保护方案没有义务达到比例原则的限制上限。
上述分析均以存在基本权利冲突为前提。需要说明的是，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的最低保护要求，与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所要求的最小限制手段，不具有可比性。这必然违背制宪者规定第51条的本意。然而，姜昕认为，具体情况下应否让个人忍受或服从，除了要考虑个人情况外，还必须考虑为了何种公益目的而要求个人必须忍受。正如大冢仁所言：期待可能性正是想对在强有力的国家法律规范面前喘息不已的国民的脆弱人性倾注刑法的同情之泪的理论。适合性原则要求国家的（部分）不作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即立法者未对胎儿生命权提供更多的保护，必须有利于父母自主决定权的行使。
[15]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统领性条款，第33条对整章内容发挥着辐射作用，使得每一项基本权利条款都至少兼备了防御权功能和保护义务功能。施莱耶的家属以保护生命权为由，向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提起宪法诉愿，但该请求最终没有得到支持。
三、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保护下限的确定 既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考虑目标与手段的关系，而仅关注立法的客观保护效果是否达到宪法的要求，建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第一步，就应是找到该原则在保护程度上给立法者划定的下限。相应地，这一子原则也不应称为必要性原则，而应称为有效性原则。
[37]虽然本案涉及的不是立法者的保护义务，而是政府的不作为问题，但两个问题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与防御权要求国家不作为不同，保护义务要求国家积极作为。
[21]例如，在有关堕胎的立法问题上，立法者对胎儿生命权的保护方案不得对父母双方的自主决定权构成过度限制，这是比例原则给立法者划定的上限。被宪法禁止的，立法者不得作为。3.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能与比例原则合并为一项新原则 在基本权利冲突的情形中，立法者在保护一方基本权利的同时应当兼顾另一方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比例原则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可以合并为一项内涵更为丰富的原则。二、仿照比例原则建构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不可行 如果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可以像比例原则那样分解为若干子原则，其适用步骤就会更加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那么能否仿照比例原则对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进行建构？有德国学者认为，比例原则明确了国家作为的最高限度，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设定了国家不作为的最低限度，两项原则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对立法者形成约束，两项原则也就必然具有对称性，故应根据比例原则的子原则反向推导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子原则，这一观点可被称为对称说。
进入专题： 禁止保护不足原则 比例原则 国家保护义务 。比例原则要求立法者在相同有效的手段中选择对基本权利限制强度最小的一种，而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却不要求立法者提供最大化的基本权利保护方案。
由该条款可知，基本权利的实现并非单纯取决于公民能否防御来自国家的侵害。首先，刑法中的行为人标准说，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中对应着被保护人标准说。
既然禁止保护不足原则正是要求国家采取有效的保护方案，那么比例原则已经涵盖了禁止保护不足原则的内涵。如果防御权功能和保护义务功能的位阶相同，宪法的诸多基本思想、原则和理论将会被颠覆。
那些既不被宪法要求又不被宪法禁止的目标，无法落入立法者的目标设定空间。如果在个案中，比例原则给立法者划定的限制A的边界与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划定的保护B的边界始终一致，那么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可以被比例原则所涵盖。然而，与刑法领域不同，作为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审查对象的法律规范并非针对个案而制定，且立法者在制定相关规范时，也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案中被保护人的具体情况，这一考量视角不可能适用于判断宪法中的期待可能性。禁止保护不足原则依托于保护义务功能，保护基本权利的目标必然是宪法要求的。
其三，第三人损害行为的可回避性以及被保护人自救的可能性。第40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Vgl. Markus Moestl, Die staatliche Garantie fuer die oeffentliche Sicherheit und Ordnung – Sicherheitsgewaehrleistung im Verfassungsstaat, im Bundesstaat und in der europaeischen Union, Tuebingen 2002, S.110. [31]参见陈兴良：《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第72页以下。范进学：《论宪法比例原则》，《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5期，第106页以下。
第二，两项原则依托的基本权利功能不同。较之比例原则，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应当给立法者留出更多决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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